从上个世纪20年代零星遗物的发现，到现今的水下考古，西沙群岛的考古工作大致经历了零星发现和局部收集、科学调查与发掘和水下考古三个阶段。
（一）20世纪20至50年代：零星发现和局部收集阶段
西沙群岛近世的古代遗物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日本渔民在西沙群岛珊瑚礁发现的大量古钱币，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王莽钱，年代最晚的是永乐钱，数量最多的是永乐钱。台湾省海洋研究所所长马廷英教授认为这堆珊瑚礁位在水下5英尺，需500年才能形成，与永乐钱年代符合，为明初遗存。
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西沙群岛，此后两年间，曾对群岛上的文物进行了搜集，共搜集文物1300 余件。后来这批文物在广东省文献馆举行了西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当时的广东省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代表王光玮教授展示了他在珊瑚石岩下捡得的唐代开元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16枚铜钱，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这是已知近代我国第一次针对南海诸岛文物进行的有目的、有组织的文物搜集和展示活动。
这一阶段中，前往西沙群岛参观、走访、勘察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一些人对西沙群岛文物也偶有记录。例如：20世纪50年代，到南海诸岛走访的人对岛上中国渔民建造的小庙曾多有记述。如牧野、贾化民、君奋等人分别对“兄弟公”小庙、永兴岛上的“孤魂岛”、晋卿岛上的“土地庙”和东岛上的“娘娘岛”进行了描述，这些记载、描述虽然分散、片面或者缺乏系统性，但为我们深入了解西沙群岛渔民的日常生活和信仰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材料。
这一阶段，南海诸岛考古发现，在形式上，除渔民生产生活中的偶然发现外，也有科学考察人员在科考活动中的发现，还有政府工作人员的有意收集和展示。在年代上，上可溯至汉代，中经唐宋，下迄明清；在遗物的废弃形式上，既包括沉船水下遗物，又包括岛上居民的生活遗物。一些有识之士特别强调了这些遗物对于说明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意义，如“民国九年，日本渔夫在西沙群岛发现的古钱，……当在明成祖年间或稍后，算起来不会后于五百年前。……为郑使（郑成功）赉来者无疑。”“值得介绍出来的是，开元、皇宋、洪武、永乐的16枚古钱是中山大学王光玮教授在西沙石岛内所发现的，西沙自古属我，更增上一个铁证。”
（二）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科学调查与发掘阶段
随着田野考古学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一部分田野考古学家为了保护祖国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开始将调查和研究目光移向了海洋中的岛屿、沙洲，其中包括南海诸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沙群岛的考古工作步入了有目的、有计划的科学调查与发掘阶段。但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水下考古在国内才刚刚起步，人才、设备和技术等方面都尚不成熟，所以，这一阶段的岛洲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还是以陆地田野调查和发掘为主。
1．1974、1975年西沙群岛两次文物调查
1974年、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的文物考古队员先后两次远赴西沙群岛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974年3月至5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的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到西沙群岛进行文物调查。调查的岛屿包括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晋卿岛、琛航道、广金岛、全富岛、永兴岛、赵述岛、北岛等，并在甘泉岛和金银岛做了考古试掘，获得了一批宝贵资料。
甘泉岛兄弟庙
通过在甘泉岛上的试掘，发现了一处唐宋时期的居住址，出土瓷器37件，其中唐代11件，以青釉四系罐为代表，与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宋代26件，以青白釉小口瓶、点彩瓶、点彩罐、四系小罐、碗、碟、粉盒等为代表，与广州皇帝岗窑址、潮安笔架山窑址等广东沿海地区窑址出土的同类器相同。这些器物因处在遗址的地层堆积中，并伴有铁锅残片，应该是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具。
西沙甘泉岛唐宋遗址
本次调查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了一批宋元明清的瓷器。在永兴岛、金银岛和北岛等地获得清康熙、雍正等朝江西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青花五彩盘、青花龙纹盘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礁盘上也发现了较多的瓷器，主要分布在北礁、金银岛、全富岛等岛屿的盘上，包括宋代青釉瓷罐和瓷洗、元代龙泉窑瓷盘、明代嘉靖青花龙凤纹盘和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福建德化窑青花瓷碗碟等。这些瓷器多为中国南方窑口历朝烧制，就其功能来说有的可能为渔民在岛上居住日常生活所用，多数为外销瓷，应是往来于西沙群岛的商人或者渔民所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