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回眸》专栏刊登系列主题文章，记录学者教授的亲身经历，回忆难忘的历史故事与感人瞬间，体悟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外语教学改革的点滴历程。
在中国的高考和在德国的论文
人生回忆，有苦有甜。不管怎样，能被记起的，多属难忘之事。要写“改革开放40年来最难忘和最具代表性的亲身实例”，其中“最难忘”之语，点到回忆实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自己的“亲身实例”，首先要提1978年参加的那场高考。记得约十年前，媒体有大量文章纪念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恢复高考，属小平同志复出后国家的重大举措。它造就了1978年春天和秋天入学的77和78级大学生，影响至今的中国高考制度及之后改革开放的历程。但这些文字的作者，似乎多为77级考生。《我的1977》一书，该是范例。我是78级考生。据说78级“当年的录取比例是150比1”，也有人讲78级的高考录取率是6.6%。这是现在才知道的。当时我记住的是另一点： 77级用的是各地试卷，而78级用的是全国统一试卷。因而日后遇到78级考生，我不仅倍感亲切，还会情不自禁地冒出这么一句： 我们当年用了同样试卷！
《我的1977》（陈建功，周国平等著）
恢复高考制度对个人来说，意味着命运的改变，对整个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方面多有真知灼见，此不赘言。
接到稿约之时，我正用电脑输入自己1989年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拟交出版。对30年前在德国学习和撰文的回忆，也就骤然而起。以下文字，既是一种往事记录，应该符合稿约要求，也有借题发挥之意，或对今日学子的论文写作，能提供某些参考。
卫茂平教授海德堡大学时期的入学注册照片
2015年夏，我卸下兼任17年的上外德语系主任一职，再访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适逢恩师屈尔曼（Wilhelm Kühlmann）教授正式退休。作为对自己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的回顾，他更新了个人网页，其中按年代列出其毕业博士研究生名单。虽然已知自己是导师的“开门弟子”，但初见名列首位，依旧深感荣幸。名单附有每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及出版情况，而这令人稍感汗颜。因为在我的论文题目下，注明“机器复制，部分在杂志中发表”（masch.vervielfältigt, Teile in Zeitschriften publiziert）。而通观之后的20多名“师弟师妹”们，其论文显然都是电脑打印，而且几乎都是“作为书出版”（als Buch erschienen）。
我的论文没出版，事出有因。一是20世纪80年代，海德堡大学博士论文并无必须出版的要求；二是我在答辩后即刻回国，也无暇顾及出书。当时采用便捷之法： 由复印店将论文复制百本，交大学图书馆换取证明，凭此拿到学位证书。
当时没操心发表论文的另一原因，其实是自己对论文质量，并不十分满意，觉得在所获的好分数中，含有德国导师对一名中国学生的鼓励和宽容。因而后来曾有机会出版全文，我也表现消极，仅将其中有的章节，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暌隔30年，当自己也已带出30多名博士研究生、看过许多学位论文之后，重读这份当年“赶”出来的“习作”，反而觉得它虽非完美，却也并非无颜见人；有机会公开拿出来，或许对我们的德语博士论文写作，具有某些借鉴意义。
博士论文要的是创新和突破，要能激活旧资料，催发新问题。这该是基本的学术要求。本篇论文至少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论文的对象君特·艾希（1907—1972），是战后德语文学著名作家，47社首位获奖者。我之所以将他选为研讨对象，缘于他曾在20世纪20年代学过汉学，而这段经历明显在其创作中留有痕迹。作为一个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者，我觉得以这样一位作家为题，能扬长避短，对德国的艾希研究作出切实贡献。
艾希学过汉学，这点他自己说过，别人也知道。但他的学习详情，并无研究涉及。我在艾希曾就读的德国大学，拿到他当时的注册信息和选课证明，在论文中首次阐明他汉学学习（包括时间、地点、课程和老师姓名等）的一些具体事实，为论文选题，提供充足理由。
艾希自视为诗人，但在德国文学史上，他主要以广播剧闻名。其广播剧《笑姑娘》（1956）的题材，来自中国故事《婴宁》。作家本人对此毫不讳言，但从未交代自己文本出处。《艾希全集》（1973）中的有关注释，提到艾希曾将马丁·布伯编译、含有《婴宁》故事的《中国鬼神和爱情故事》（1948）一书送给妻子，但又说他也许另有来源，可能读了汉语原作。估计注释者比较艾希和布伯笔下的故事及用语后，发现它们多有不符。在收集多种德译中国文学书籍的基础上，使用原文和多种译文的对比方法，我确认艾希当时参考和使用了卫礼贤德译、也收《婴宁》故事的《中国民间童话》（1917）。同样在这部广播剧中，艾希还插入了两则所谓的“中国故事”，引这位“笑姑娘”发笑。《艾希全集》的相关注解，说它们“来源不明”。而我在论文中拨开迷雾，指出它们确为两则中国故事，其来源还是上及卫礼贤译的《中国民间童话》，其汉语原文是袁枚的《旁观因果》和唐传奇《杜子春》。
艾希研究中，有德人断言，除了上及《笑姑娘》，艾希其他作品未受中国文学影响。但我在讨论《奥马和奥马》（1957）这个广播剧时，发现它其实源自卫礼贤德译《列子冲虚真经》（1911）中的有关故事。而德国本土的艾希研究者，可能很难做到这点。
我自己比较得意的，还有另一“发现”。艾希作品中有一个著名母题： 寻词（die Suche nach dem Wort）。作品主人公，往往会义无反顾地上路，寻找这个代表真理或终极意义的“词”。这引起广泛关注和多种探讨，但缺少令人信服的答案。在讨论艾希以“寻词”为母题的广播剧《拉策尔替斯之年》（1953）的章节里，我指出为人忽略的一个重要场景，即这个神秘而诱人的词，最初是如何出现的： 主人公保尔于迷乱之际，恍惚听见窗外有人说出这个“词”。他跃身而起，赶到窗边，见有一男一女，晃身而过。由此引发我的推导： 艾希笔下这个“词”的意象，很可能是源自“一阴一阳之为之道”中的“道”字，也与阴阳太极图有关。凭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艾希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与此相关，论文中还有一些从中国学人角度出发、对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德国作家的哲理性探讨。但是，相对于资料发掘和实证研究，这类隶属推论的探讨，尽管似乎理由充足，依旧较难真正坐实。因为这涉及作家的创作技法，以及对素材的拆解和重组，容易被人归入契合范畴。
2012年卫茂平教授在尼采故居前留影
以上主要涉及论文“创新和突破”方面的举例。至于“激活旧资料，催发新问题”，也许可用论文附录“君特·艾希的中国诗歌翻译、它们的中文出处和在此之前的德语和英语翻译”来说明。该论文的重点不是艾希汉诗德译研究，但在“附录”中，我列出了艾希译过的全部95首中国古诗的题目，并注明了其中86首诗的汉语原文。因为那个年代德译汉诗，大量参考已有西译。所以，为了弄清艾希的情况，我也尽量找出其译诗之前已有的德、英译文（从中的确发现了艾希参考他译的一些明证并在正文中有所涉及）。但是，我当时无法弄清艾希1949年所译十首苏轼诗中九首的汉语来源，留下一大遗憾。2002年，顾正祥先生在德国斯图加特推出《中国诗德语翻译总目》一书，给出大量德译汉诗原文。我曾对此寄予厚望，但阅后发现，正是这九首苏轼诗，其汉语来源在那里也依旧待考。
中德文学关系，近年来在一定范围内，几已成为“显学”。可惜许多著述重复旧识，鲜有突破，思之令人不胜唏嘘。在任何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涉及博士论文写作，我们需要的是创新和开拓，是货真价实的研究。我不揣浅陋，愿意出版这篇旧作，是觉得它对倡导解决问题而非重复旧识的研究，或许有所助益，公布留下的空白，也有期待后人勘补的意思。
本世纪初德国当代著名作家Martin Walser（中）来上外讲学，卫茂平教授为主持人（右一）
鉴于时常遇到学生，询问自己的论文该选何种理论作为框架，再说一下有关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这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可以归入中外文学关系史，也可归为比较文学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这类题目既涉影响研究，也及平行研究。在我赴德留学的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由美学热打头，各种理论和主义走马灯似的掠过，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可来到德国读书，我发现接触的多位德国教授，更多关注的是文本细读或史料辑存和佚著钩沉，而非各种主义学说或理论探讨，与国内学术环境形成巨大反差。所以当我向导师汇报，准备花些篇幅，介绍一下既有德国文学理论特色、又符合本论文研究方法的母题与题材史研究（Motiv-und Stoffforschung），为自己的论文作“理论”铺垫时，并未得到支持。导师的意思十分清楚，论文重点该放在资料发掘和文本分析上。所以最后形成的，是这样一篇恰恰产生于（中国的）理论年代而又回避理论的论文。面对我们动辄以各种学说标榜自己和互相标榜的为学倾向，它可能稍显另类。但是，或许正因为游离于众好之外，它能独享一份清静，仰或也能为我们学位论文的写作，提供另一种选择。
卫茂平教授在上外授课
如导师网页所及，该论文原件为“机器复制”。历史地说，它可能属于电脑普及前最后一批用机械打字机敲出的论文。曾有博士生，在德国大学图书馆扫描该论文寄给我。这次准备提交出版，我曾尝试将这个电子文档转换成符合要求的Word文档，可惜未成，只能用电脑重新输入。这也给我机会，将原先的尾注，换成现在的脚注，让阅读更为顺畅。内容上则未作任何更改。当时所用旧的德语正字法也依然保留。即使“附录”中那些诗歌的汉语原文，也一仍其旧，用了繁体字。因为当时无汉字打印条件，就费力从国家给留学生订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繁体字版）中搜寻并剪下相关字符，拼贴成句，复印成页。
该博士论文原件240页，顾虑单独出版，稍显单薄，一并附上另外已发表过的11篇德语论文。它们大多以德语文学为题，但有两个明显例外。一是探讨十四行诗的第三篇，二是介绍上海犹太人的第九篇。这与我在海德堡大学的学习有关。当时的主科为“日耳曼学/文学”（Germanistik/Literaturwissenschaft），两门副科分别是“英语语言文学”（Anglistik）和“历史学”（Geschichte）。探讨十四行诗的论文，是我在英语系梅勒（Horst Meller）教授那里选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Shakespeare： The Sonnets）一课的学期论文；而介绍上海犹太人的论文，是在历史系沃尔加斯特（Eike Wolgast）教授那里选修“20世纪反犹主义问题”（Probleme des Antisemitismus im 20 Jh.）一课的学期论文（发表时略有改动）。为了应付稿约，我曾将它们从保留至今的故纸堆中取出，电脑打印后交付出版。之所以详介它们的出处，一则想让国内的德语专业学生，多了解一下德国大学学习或对课堂报告和学期论文的学术要求；二则借此表示对这两位德国教授的追忆和感谢。他们曾分别是我这两门副科毕业考试的考官。
作者介绍
卫茂平，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德留学，主科德语文学，副科英语语言文学、历史学，1989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底回国续职至今。1994—1996年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研究员,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金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长期兼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德语专业指导分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德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近现代文学及中德文学关系史，并从事德语文学和哲学的汉译、德语教材和语言文学词典的编写工作，已出版德语文学、哲学汉译三十多部，主编多种德语教材及词典。
本文节选自《往事历历 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庄智象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第2卷，原题为“在中国的高考和在德国的论文——一个78级考生‘最难忘’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