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观仪，女，1924-2017，江苏常州人，教授，上海市第八届、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作为上外英语系的开山人物之一，李观仪教授长期从事英语教学法研究，先后在《外国语》、《外语届》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主编《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论文集）、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材《英语》和《新编英语教程》（1-8册，包括学生用书、练习册和教师用书），其中《新编英语教程》采取“博取众长，为我所用”的编写原则，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循序渐进，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英语专业教材之一。
▌一生倾情教与学，奠基英语教学法
李观仪教授，生于1924年9月，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51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英文系，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学系肄业回国。
1956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增设英语专业（现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李观仪调入上外工作，开始长达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上世纪九十年代仍坚持教学、科研。
作为上外第一批英语教师，面临教材缺乏、教学无从下手的困境，当时一个班只有12个人，学生大多是零起点，没有英语基础，只能先教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开设精读和泛读两门课程。
她基于自己留学时吸收的国外教学成果，总结自身学习英语的经验，提倡将“交际教学法”应用于中国英语教学，即鼓励学生多听、多说，坚持在课上和课后都使用英语交流，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升英语能力。
她撰写的《传统教学法与交际教学法相结合可行乎?》《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交际能力》等文章，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得到学界的广泛响应。
李观仪主编《新编英语教程》（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为了编写更符合中国高校学生学习的英语专业教程，李观仪广泛地借阅资料，“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先后主编出版了八册《新编英语教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编英语教程》已成为最有影响的中国英语专业教材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大学高年级英语教材，一直深受广大高校师生的喜爱，至今仍被普遍使用，并多次再版，在中国英语教育界影响深远。
▌不辞辛苦尽师职，严师方能出高徒
在一次采访中，李观仪教授谈到做教师的初衷，表示这与家庭有很大关系。她父亲很严格，认为女孩子理想的职业便是教书。而到后来，她由最初的遵从父命，逐渐发自内心地热爱教书，全心投入英语教育事业。
李观仪教授是上外英语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上外出了名的“严师”，在当时的上外英语系“人见人怕”，她后来也曾笑言自己很“凶”。
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她，在课堂纪律和学习方面对学生极其严格，对违规者毫不留情。她布置的作业，你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些许的疏漏或偷懒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
而上她的课更是必须守时，如果上课铃响后，你的一只脚还在教室门外，你就得把前面一只脚收回去，在门口站上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一节课。等她讲完一个段落或者下一次铃声，方可得到准许入座。即使有“正当理由”，亦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当她了解真相后，她不再批评，而是会谦和地向你说声“对不起”。
李观仪对青年教师更是严格要求。她特别喜欢去听课，给年轻教师挑错，课上稍有懈怠就会被她“发配”去听磁带。上外原教务处处长、英语学院李基安教授，是李观仪的学生。据他回忆，他毕业留校任教的第二周，李观仪教授就来听课。当时已是冬天，尽管已将备课内容烂熟于心，他仍然上得汗流浃背：
课后，李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问了一句：“讲课讲就是了，出什么汗？！”第二句话是：“以后不要再说‘such kind of’，这是Chinglish，要么‘this kind of’，要么‘such a’”。第三句话：“课上得还可以，马马虎虎”。第四句话：“走吧，小鬼头。” 那年，我不满22岁。谢谢李观仪先生，后来上课不再紧张、不再出汗了，再后来，我去听年轻教师的课，碰到“such kind of”，也会告诉他们改正，因为Professor Lee told me。
▌不重名亦不求利，坚守善良璞玉心
李观仪于1986年被评为上外教授，并先后获得上海市“劳模”、“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奖项。退休之后，还获得“新中国60年上海市百位杰出女教师”的光荣称号。
而对于这些奖项的看法和评价，她的回答统统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管这些”。名利都是可有可无的虚华表象，李观仪所“管”的，仍然是在英语教育上。
先生生活简朴，省吃俭用，她曾拒绝了学校配给她的三室两厅的房子，仍住在自己简陋的小房间里。
李观仪还将编教材所得的版权费103万余元，悉数捐赠给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林芯奖”，资助贫困学生和社会实践。“林芯”二字中的“林”是李观仪教授和丈夫杨德顺先生的姓氏中各挑一个偏旁组成，“芯”意即“一片寸草心”。在捐助时，她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见报，不要宣传。
在一次整理屋子的时，她的外甥还发现了许多张她捐助贫困山区孩童的凭证单。而在此之前，从未听她提起过这些事。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李观仪教授堪称楷模。
在谈到教师具备的素质时，她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有敬业精神，要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不仅对学生的学习严格要求，也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必须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她自己言行一致，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是早上五六点就出门去工作，晚上要七八点才到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学上。
对于当时一些同事双休日兼职给其他学生上课的现象，她评价说：“如果没办法全心全意地教学，那还对得起那些喊你叫‘老师’的学生吗？”
令人肃然起敬的严师：李观仪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李先生，谢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能否请您先谈谈您学习的经历？您很早就开始学英语了吧？
李观仪：我小学读的是上海光华大学的附属小学，就在现在的展览馆对过。我家当时住在那里。那个学校在隔壁弄堂，去起来挺方便。中学现在叫“智诚勇”，一般性的学校。为啥定这个学校呢？我们父母都很老派的，学校要近一些，每天自己进进出出，阿姨接送方便一些，这两个学校都挺近的。
英文是小学三年级开始读的，三年级到六年级么也读了四年了，中学里读了三年，一共七年。那个时候口语什么的都没有的，只有两种练习，SPELLING 还有 DICTATION，翻译都没有的。我对英文比较喜欢，没有人逼我学。我生词全读出来，课文我都读出来了。课文假如你不读，那么一般写不出来什么的句子或者作文。
后来因为父亲去香港工作，我们全家也迁到香港。那里的公立学校都讲广东话的，我不会粤语，我父亲朋友的两个女儿也不会，都去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全部用英文的。第一个学校是天主教会办的，是朋友介绍的，意大利的天主教，上课全用英文的。奇怪的是，我这个毫无英语听力口语训练的学生在那所除了汉语课用广东话上课外全部课程都用英语授课的学校里，居然在学习方面毫无困难，听也听得懂，说也说得出。当时当然也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只觉得自己的学习很顺利，不论是英语主课，还是数学、常识等课都能应付自如。
现在回过来想想，其实并不奇怪，在那以前学的七年英语并没有白学。七年中英语词汇学了不少，课文也读了不少，一旦进入说英语的环境也就问题不大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听说练习我并不认为要从头抓起，你假如有了一定的阅读基础，有了词汇量，读了很多东西，在一定的环境下，就方便了。如果什么知识都没有，讲来讲去就这几句话，倒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肯定不会好。词汇量不够、知识不够。
1993年4月30日，李观仪在美国蒙大拿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仪式上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致贺词
后来我自己选了其它的学校。因为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也知道什么学校在什么地方，什么学校好。我不想去读天主教的学堂。有个学校叫“拔萃”，有男校也有女校。我自己选择读这个叫“拔萃”学校。在那里读好了之后就回到上海了。回来以后总归读书还是要读下去的。我在“拔萃”大概已经读到三年级了。它是这样的，最高的是一年级，最低是十一年级，我大概当时已经读到第三年级了，基本等于高中了，对吧？后来我父亲又调回上海工作了，我回来以后总是还要上学，但又不甘心再去读高中，就于1943年春季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1994年，上外校友、演员陈冲返回母校时与恩师李观仪合影
采访人：上海圣约翰大学以前是非常出名的大学。我知道很多名人出自这个学校。您能谈谈在那里学习的情况吗？
李观仪：一进圣约翰就有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就是校方居然让我免修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英文必修课，直接上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英文必修课，课本是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 David Copperfield 全书。在这以前我很少去读一整本的英国文学名著，所以读这本书时很吃力。虽然过去已积累了一定量的词汇，但要顺利地读懂、读通这一名著，已有的词汇量显然是太少了。于是就下苦工夫，每个生词都查词典。有些单词查过又忘记了，还得查上好几遍。这死工夫没有白花。一本名著读完后，发现以后读任何英文作品时，要查的单词不多了。
在圣约翰大学我主修英国文学，必须进行大量阅读，不论是必修还是选修课，都读大量英国原著，同时也要写读书报告等等。这些读和写一半是进一步打基础，一半是不断提高。至于听和说，圣约翰大学上课基本上全是用英语上课，说的机会虽不多，但有了大量的读写，听说都非难事。
采访人：李先生，您在中学、大学里英语学得这么好，有什么经验吗？
李观仪：我学习英语的经历比较特殊，和现在的学生不太一样。如果说经验，也可以小结几条：
一是学习一门外语，兴趣和主动性都很重要。我自认从小对英语有一种好奇心，于是就有兴趣去学。二是有了一定的词汇和阅读基础，在有利的语言环境中去学听说并非难事。
李观仪教授和学生在一起
此外，我在基础英语学习阶段，主要的练习或测试形式就是拼写单词和听写短文，这两种练习形式对于学习很有好处。前者促使学习者熟记单词，以达到大量积累词汇的目的，后者对我自己来说在以后的大学学习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是因为，在大学不论是本科学习还是研究生学习，都必须记大量课堂笔记。我在听英语讲课用英文记笔记时从未感到困难，这的确应该给听写练习记一大功。
我的七年基础英语学习是漫长的，也是很传统的注入式教学。但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却也能把死的知识转化为活的技能。可是千万不要误会，我并不主张在今天的英语教学中依旧采用过去的那种传统老办法。我们应该有新的思路，采用新的方法，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我们的英语教学水平。
采访人：李先生，那您大学毕业就出国了吗？
李观仪：没有，读好了之后就上海的一个中学里面教书，那个时候有个学校叫“协进”，在协进教书，教高中学生，教两年。但是我心里面总是想出去（出国）的。家里面有报纸，上面有关于出国读书方面的奖学金呀什么的。我父亲是很传统的人，和子女间不大有交流。不知道是谁和我母亲说我想出国学习。反正后来我父亲晓得我在翻报纸，一天到晚翻，关心去国外留学。后来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对父亲说了我的想法。而我有两个哥哥，父亲也想让他们出去学习。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工作了，都不想出国了，只有我想出去。我们的家庭是老派的，家里总是儿子优先，儿子不去才让我出去。他们不去，后来就让我去了。那时候出国没有现在便当，要坐船的，一坐就是很多天。在选学校时，总是选择离上海近一些的。当时父亲有个朋友在美国的西海岸。我就申请了那里的斯坦福大学。很顺利就被录取了。
采访人：您出国得时候多大了，在国外生活、学习情况怎么样？
李观仪：总归是大人了呀，你想想看，大学毕业，23岁，我1948年出去的，我是1924年生的，虚岁25岁。斯坦福大学英文系认为我已学的本科课程不够研究生标准，于是补了几门本科必修课程。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课程，要求读英国原著的量比过去要大得多，写得更多。在那样的环境里，听说的机会当然有的是，但也要争取主动，尤其是说，一定要主动去说。例如那时在斯大有十来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多数学理工科，听读英语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他们多年生活在中国学生的圈子里，说英语是有些困难的。不久，国内解放了。当时在国外读书，国内情况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不敢回来。研究生毕业了也留在那里。我研究生读的是英国文学。当时想，英国文学硕士到这种程度么也够了。而且，我想英文拿到国内去毫无用处，因为当时国内都学俄文，谁读英文啊？所以我想，英文回去也没有用场，那么就学习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总归要的呀，所以就到密歇根大学图书馆专业再读一个硕士。半工半读，读书要本钱的，那么只好半工半读，一边工作，另外一边上课，就这样。
采访人：您当时没有考虑留在美国吗？
李观仪：去密歇根得时候已经是五几年了，大概52、53 年吧，国内已经解放了几年了。留在美国总是可以的，当时有很多人都留下了。我不想当二等公民，一直想回来。有些同学回来了，他们有人给我写信，我就知道国内也蛮好的。当时我大哥到香港，听大哥说国内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我想我就回来了。53年的时候我回国了。我当时读的图书馆，国家就分配我到华东化工学院，那个时候的华东化工，现在叫华东理工，最早叫华东化工学院，现在叫华东理工大学，在梅陇。在学校的图书馆做了三年。1956年，国家不是又要英文了吗？上海市里面把我调过来，那个时候是56年。过去我们叫俄专，后来才叫外国语学院，56年开始有英文，就一直教到后来退休。我退休得晚，1994年，退休了以后也在编教材，也经常去学校。所以算下来，我在上外工作了40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