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回眸》专栏刊登系列主题文章，记录学者教授的亲身经历，回忆难忘的历史故事与感人瞬间，体悟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外语教学改革的点滴历程。
从我的学术经历谈外国语大学的学科建设
从术业有专攻到探索学科建设
【术业应有专攻】
我在上外工作生活稳定，自大学毕业进入上外后，职务虽有变动，却始终没有脱离以阿语专业为基础的业务工作。学习阿语专业的人怎么才算“术业有专攻”呢？黎巴嫩出版的英阿词典《泉源》（AlMawrid）中对Arabist词条的释义是“熟谙一切与阿拉伯人及其地区相关知识的人或阿拉伯语言与文学的权威专家”，亦即俗称的“阿拉伯通”。
我译过一些著作，近年出版的拙译作选《岁月留痕》即是出于存念的表现。1976—1978年上课之余，我曾与一位专攻韵律学的伊拉克外教哈纳菲先生一起编写过工农兵学员三个年级的教材。1984年起我担任系行政工作后则主要组织系内教师编写精读、语法、应用文、口译教程、阿拉伯国家概况等教学用书，自己也审校过其中几种。90年代头尾我还先后编写出版《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和《简明汉阿词典》两种工具书。
朱威烈教授部分著作及译作
【独特的编辑生涯】
1980年我结束开罗大学进修两年后回国，蒙上外王季愚院长器重，被任命为《阿拉伯世界》期刊主编。我接手后，先是出了六期胶印本，作为内部交流的试刊。1983年上外正式具文向教育部申请获准期刊才公开发行。该刊初为小32开，季刊，90年代转成16开，双月刊。2006年为加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东研究所建设，我们决心将它办成学术期刊，改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
我在主编这本期刊的前20多年里，约稿、改稿、校对，确定栏目、封面，处理信函，到北京外文印刷厂买铅字，到校印刷厂跟师傅一起排版，甚至发行邮购等一应繁杂事务，均亲力亲为。有一段时间编辑部教师都出国了，我只能独自包揽应付。
2006年刊物改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后，支撑它的主要学科转为政治学二级学科国际关系，作者队伍中除阿语教师外，更多的是关注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编辑部此时已有专人负责，进入规范化建设，我无须每稿必审，文字工作和其他事务性负担都大大减轻，精力和时间得以集中用于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和学科发展方面。办刊30多年，接触到的上千万字稿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迫使我不得不去寻索阅读，查资料核对，有点像是在走杂家之路，不过这对我接受并确立新时期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却帮助很大。
【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之大端】
1984年起阿语专业在上外独立建系，我开始走上管理岗位。此前，1981年国家已实行学位制，接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于1983年、1984年开始公布外语学科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和研究单位名单。当时国内设有阿语本科教学点的高校仅七所，在职教授仅北外纳忠先生一人，副教授也极少。开始想请北大刚退休不久的刘麟瑞先生到上外，后因故未能成行。在时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季羡林教授的建议和学校胡孟浩院长的支持下，我们开始制订了学术梯队建设计划，报教育部高教司批准并转发其他高校，校内则于1985年开始推行。1988年，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那时的《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上外梯队建设文中，曾把时年46岁的我列为“年轻”文科教授的例证。翌年，上海市教委正式下文同意上外有权评审英、俄语外的其他外语专业教授资格，由我担任专家组组长。1998年，上外申报并获得了阿语博士点授予权。
北大毕业照（前排居中为季羡林，前排右三为马坚，前排左一为刘麟瑞，后排左四为朱威烈）
在我看来，阿语学科要攀高峰，唯有秉持小学科大内涵的理念，拓展与阿语相关的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朝“高水平，有特色”的方向努力。在2000年12月教育部批准上外中东研究所为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前后，我已经有意识地在推动翻译、编写有关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宗教、国情等方面的材料和著作，以丰富阿语学科的内涵建设。2001年上海市教委来上外考评学科建设时，对以阿语学科博士点为基础的中东研究所成绩给予了肯定。上外阿语被列为上海市重点学科。2003年，上外再次申报国际关系博士点获准，学校第一次出现了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外的社会科学学科博士点。2007年11月，教育部正式下文批准上外阿语学科列入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建设。
“文革”后的1978年，国家教委开始通过考试遴选首批出国进修教师，上外考取四名，阿语、法语各两名。我是其中之一。临行前，已经复出的王季愚院长专门找我们谈话，要求除业务进修外，也关注一下国外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建设。1980年9月，我回国后向王院长汇报时提出，光注重听说读写的外语学校不是大学，大学应讲学科，课程应有史有论。
《外国语》1981年第5期发表王季愚院长文章《回顾与展望》。文中明确指出，“专门性的外语学院……有不少缺点，如清一色的都是外语专业，容易造成学生知识面过窄，学术思想不活跃，不少课程或研究课题因师资缺乏而难以开设或开展，也不便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因此，她建议“有条件的外语学院是否可以办成大学，适当扩大规模，增设一些人文学科的其他专业或系”。她这篇被称为共和国新时期外语教育“出师表”的遗稿，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高瞻远瞩地提出问题、筹划未来，准确反映了外语教育的发展规律，也代表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语教师的心声。
1981年第5期《外国语》
此后，胡孟浩院长继承王季愚院长遗志，推动上外向多科性外国语大学发展，殚精竭虑，务实施策，为奠定今天上外多学科格局的基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记得1985年他曾约我商谈，如何把上外建成大学。我按照国家教委文件有关大学必须拥有至少三个一级学科的规定，提请胡院长研究依靠上外薛蕃康、漆竹生、钱维藩等老教授，推动创办商、法和新闻等新专业或系的可能，并建议可适当借鉴过去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努力保持各专业都有较强的外语特色。
上外在国内外语院校中开设非外语的文科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做法，在80年代其他外语院校有过争论，但在教育部和上海市的支持下，胡院长及其领导班子坚持了下来，校内新设的外经贸、国际新闻等学科，无论招生还是就业情况，都一直很令人鼓舞。这是上外史上一次成功的转型发展。1993年我校终于获批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申报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上外设立国际关系专业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始于俄语教师们的苏联问题研究，之后才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别区域研究。1996年1月我调任上外社科院院长时，国际关系硕士点已经建立，还办有《国际展望》期刊。我只是在规范研究生课程、期刊发行和组织研究人员申报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等方面做了些推动工作。短短几年，上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即取得显著进展。这说明外语教师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既有潜力也有优势，应有可能在学位点建设方面再上一个台阶。
从1996年1月起我在当时设在附中小高楼9—10层的上外社科研究院工作，内心追求的目标是推动比较文学和国际关系两个硕士点建成博士点。我在开罗大学进修期间，曾专门去听苏海尔·盖勒马维教授有关比较文学的课，饶有兴趣。回国后我曾应俄语资深教授也是上外比较文学硕士点的创建人廖鸿钧先生之邀，在上海市外文学会做过讲座“简述比较文学的产生”，后来整理成文发表在《外国语》1981年第5期。我想推进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是因为它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能借此改变外语院校长期缺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支持的状况，可惜未能如愿。国际关系专业则幸赖时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的胡礼忠教授十分敬业务实，他不仅积极带领所内人员申报省部级和国家课题，短短几年即取得长足进展，而且在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访美期间，向校领导推荐引进人才，从知识领域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博士点规定的基础性条件。
2009年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正式设立，是上外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外语院校向多科性大学转型阶段质的突破。我亲历并见证了申报的全过程，这是我晚年深感振奋的一桩快事。在教育部的国际片重点基地中，上海占三家：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华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上外中东所。复旦、华师大都已有政治学博士点。上外国际关系博士点的建立，迈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一步：从历史角度看，符合王季愚、胡孟浩等外语教育前辈建设外国语大学的办学思想，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外语院校的转型发展看，体现了高校外语学科建设必须服务国家改革开放政策需要，跟上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节奏；从带动校内国际经贸、新闻传播、公共关系和工商管理等专业或学科发展看，则直接起到了孵育器作用。我个人也自此开始担任两个二级学科（阿拉伯语和国际关系）的博士生导师。
2011年上外申报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成功。约半年后，评审专家组组长、华中师大徐勇教授来沪见到我，既肯定了上外政治学学科的鲜明特色，更叮嘱我们要抓紧加强“人才培养”大项中的内涵建设，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培养、教材、精品课程、国际交流等。
一路走来，从主持上外阿语专业的学科建设，申报硕士点、博士点、市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担任阿语学科博士后合作导师，到推动、参与或主持申报国际关系博士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实是我在改革开放时期最念兹在兹的工作。从小小的仅七八所高校开设的冷门专业阿语，到进入当前社会的显学之一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若能算是我半个世纪教师生涯中的寸功寸进的话，那首先应感谢我们身处的改革开放时代，也应衷心感谢校内外许许多帮助和支持过我的师长、领导、同事和友人，至于我个人只是恪守规则不懈怠、尽心尽力不自馁罢了。
2005年5月埃及高教与科研部长阿慕尔·萨拉马博士向朱威烈教授颁发教学、翻译表彰奖证书
科研是促进高校发展的动力源
【确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理念】
上外于1963年10月9日被确定为高教部直属重点大学。1964年10月31日国务院任命王季愚为院长。按照当年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精神，重点是抓高级外语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
1980年9月，我出国两年后回到上外日阿语系。阿语教师多，学生少，遂分成阿语教研室和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两个单位。我因要负责《阿拉伯世界》刊物，便进了研究室，担任主任。除上课、编刊物外，我开始涉足论文写作，如整理发表翻译《阿拉伯马格里布史》一书时的讲座稿《试探阿拉伯人名、地名的译法》，撰写《漫话埃及现代小说》、《埃及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等论述，应《世界地理》、《文汇报》等报刊之约写点知识性文章，并完成一些译作。科研开始成为我工作的正业，而且所占权重不断上升。
那时似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是应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主任马人斌教长之托，译注了流传中国约200年的《古兰经》选读本《亥听》。马人斌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接替调赴北大执教的马金鹏先生担任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教长的。我虽读过一些《古兰经》的阿文注释与论著，但从未做过译注工作。马教长的委托，是出于对我这个马坚、马金鹏学生的信任，我理应效劳。当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初创，李仲社长闻讯后立即将其列入出版计划。这本于1981年2月出版的《〈古兰经〉选》一问世便受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穆斯林的广泛欢迎，订单纷至沓来，短短几年，该书多次印刷，发行量达数十万册。王季愚院长在《回顾与展望》中说：“我们成立了一个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翻译文献（如《〈古兰经〉选》等）、编辑刊物《阿拉伯世界》，发行量达七千多份，搞得颇有起色。”即便是从今天看，这本从18世纪后半叶传入我国的《亥听》选本，也是研究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有用史料之一。
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译注《<古兰经>选》
1985年我第一次组织申报国家教委课题。我时任阿语系副主任，负责科研，得带头。那年，上外获准立项的“七五”规划课题共四个，两个“重大”：我的“中东文化研究”和侯维瑞的“英国文学史”；两个“一般”：陈中耀的“阿拉伯哲学研究”和余匡复的“德国文学史”。这是我第一次承担省部级课题，思想上有两大收获，一是自此之后，确立起了省部级和国家课题是考核科研工作核心指标的观念；二是深受东北师大林志纯教授倡导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影响，在该课题成果之一的《阿拉伯语发展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前言中，提出要“为建设我国的中东学而奋斗”，后又通过承担编写“当代中东国家社会文化”系列丛书等部市项目，希望国内学人能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的“东方学”和中东研究话语体系。
【高校科研要有特色，形成比较优势】
在上外这样性质和规模的高校开展科研，论综合实力自然难以与综合性大学比肩，要想脱颖而出，只能凭借特色。
世纪之交教育部开始组建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上外申报了以阿语博士点为基础的中东研究方向。高校全面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教育部代表国家的一项重大创举。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有明确的硬软件量化标准，要突破既有的传统制度框架，涉及校内不少部门，其过程比申请学位点更艰难也更辛苦。2000年10月，教育部社科司阚延河副司长、张宝生处长和专家组一行五人来校实地考察评审，肯定了上外在助力中国外交、服务国家方面取得的成绩，教育部于当年底发文，正式批准将上外中东所列入了重点基地。
回想起来，如果说中东所能跻身教育部重点基地，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研究特色，那么，在上外2003年申报国际关系博士点、2009年申报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2011年申报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全过程中，说作为学科特色的中东研究发挥了核心和支撑作用，当也是事实。
智库建设方兴未艾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和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的要求。这标志着中国高校及其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赛的场域和标准都更广和更高了。
2013年，教育部召开了智库建设推进会议，上海市教委随即启动了组建首批高校智库计划。接替我任中东研究所所长的刘中民教授希望我能帮忙负责一下智库工作。我任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十多年，自然深知其工作难以言述的繁忙艰辛。中民教授是我在为团队建设备感困窘之际于2007年引进的，是北大亚非所前所长陆庭恩教授的博士，中民治学严谨勤奋，责任心强，为人正直不阿。
智库工作实际上是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目标之一。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有“咨询服务”的标准，即“面向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展咨询服务，提高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成为全国知名的思想库和咨询服务基地”。就中东研究而言，咨询服务从来就是主旋律，在诸项考核指标中居于核心地位。结合我个人的经历，这一方面的实践相对较多，体会也深。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便举办过“阿以冲突的由来与发展”（1983年无锡）、“亚非国家的对外开放”（1986年杭州）和“犹太历史与文化”（1988年杭州）等学术研讨会；90年代曾组织过高校教授出访沙特（1997年、1999年）、利比亚（1997年）；21世纪初期参加上海市周禹鹏副市长的世博会外交游说团，赴阿曼、也门、阿联酋、卡塔尔（2002年），受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冯佐库委托率第四次中阿政治对话团访问埃及、利比亚（2002年），率中阿友好团访问叙利亚（任副团长）、黎巴嫩和约旦（团长，2005年），还有幸持外交护照参加安惠侯大使的赴巴勒斯坦立法会观选团（2006年）等。
2002年朱威烈参加上海申博外交游说团出访阿曼、也门、阿联酋、卡塔尔四国（左五是上海市代表团团长周禹鹏副市长，左六是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周秀华）
我个人以学术身份赴约旦、埃及、摩洛哥、阿曼、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次数也不少，去出席研讨会、做专题报告或开系列讲座。此外，我还有机会单独或参团出访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大多具有人文交流或公共外交性质，是为中国中东外交和增进双方相互理解服务的。
2002年朱威烈任第四次中阿政治对话中方团长赴埃及、利比亚访问（前排右二为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冯佐库，后排右三为中国前驻埃及武官曹彭龄少将）
就中东研究而言，中国学界正在努力跻身国际一流水平，做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辅相成，高校教师应重视的则是增强政策和战略意识，不断提高把握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这方面，我庆幸的是常能得到外交外事部门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诸多前辈和同行们的指点和启发。尤其值得我感念和铭记的是21世纪初的十多年里，以杨福昌、安惠侯、姚匡乙、吴思科、宫小生、李成文等大使、特使为代表的外交部领导，对我个人及中东研究智库建设的关爱和支持。他们始终如一的指导、参与和提携，使我们中东研究的层级不断得以跃升。
2013年12月朱威烈（左三）参加杨福昌大使任团长（左四）的访埃代表团与埃方对话会谈
2010年6月外交部亚非司在中东所设立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2017年又把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建立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这样光荣而艰巨的重任放在上外。我深感，这是对我也是对我校内及国内学界同行们的信任和激励，要求我们跟上大国外交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外交传承创新的特点，积极参与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实践和历练，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学术支持，也为构建中国的中东学、阿拉伯学、伊斯兰学等新兴交叉学科作出努力。
2019年4月朱威烈教授率团参加沙特研究与知识交流中心举办的亚洲阿拉伯学大会
阿拉伯研究、伊斯兰研究、中东研究，是中国大国外交必须经营的大园地。我跟着先师前辈的足迹逶迤行来，有过不少磕磕绊绊甚至困扰沮丧，但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终于把我们带进豁然清朗之境，不少学者已种植出香花异草或拥有骄人硕果，令我深感后生可畏，前景可期。我愿在有生之年企足矫首，盼望看到园内兰芳桂馥，娇黄嫩绿，修竹乔松更多的秀色和繁荣。
作者介绍
朱威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执教逾50载。1978—1980年国家公派赴开罗大学进修，1980—2015年任《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主编，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上外阿拉伯语系主任、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要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化和中东与伊斯兰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完成国家部委和上海市课题多项，发表出版论文专著译作等学术成果数十种。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等，获埃及高教部、文化部表彰，“海湾合作委员会奖”和“沙特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等国内外多项荣誉。
本文节选自《往事历历 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庄智象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第1卷，原题为“我的一点学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