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4日，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又一次来到了建国西路某历史保护建筑的小区内，走进了吴堉老师的家。一阵寒暄过后，94岁高龄的吴老师亲自为我冲了一杯咖啡，一个迷你小杯内斟满了葡萄果汁，一个小瓷盘内放置了几种西式糕点，在充满俄罗斯习俗的氛围中，开始了我的采访。访谈中，吴老师讲着一口正宗的上海话，时而和着标准悦耳的普通话，时而流露出纯正的俄罗斯话语，在这充满梦幻的情景中，听吴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在笔者眼前浮现：
一、父母接受俄式教育十年整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9月15日，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中俄新约》，其中对中国中东铁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的建设、经营、管理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条约备有汉、俄、法文本各两份，并指出遇到歧义“以法文为准”。沙俄时代的上流社会及贵族群体多以讲法文为荣。我外公当时参加了哈尔滨中东铁路的筹建工作，在俄罗斯人与清朝官员之间充当法语翻译。外公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因此设法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入了当时为建设中东铁路而开办的哈尔滨中东铁路商务学堂，又称哈尔滨商业学校，由中东铁路管理局创办。1911年9月8日，东三省总督与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商定，挑选中国学生30人（其中男生20名，女生10名）到商务学堂学习，为中东铁路培养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商务学堂教师全部由俄罗斯人担任，全部使用俄语原版教材，开设的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会计、文学、历史以及英文、音乐、体育等，学制为十年。这30名学生当中就包括我的父亲和后来成为上外最早的俄语教师的我的母亲朱韵清，姨妈朱素清，还有就是上外第一任俄语教研室主任、《汉俄词典》主编夏仲毅教授。
我父母在哈尔滨商务学堂相识、相恋。商务学堂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在中东铁路管理局机务处，不久便升任机务处处长兼工程师，母亲是机务处秘书。
1926年3月1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为了让我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亲从我7岁开始请了俄罗斯人来家教我小学课程。1936年因不堪忍受日本人对东三省的统治，随母亲回到苏州。
二、父亲帮姜椿芳找工作
我的父亲吴恰是在江苏常州读的教会小学，和姜椿芳老校长是小学同学。
1928年，小学刚毕业的姜椿芳，因其父亲失业，没有能力继续读书了，他在伯父和父母的决定下，随父母北上来到了松花江畔的哈尔滨。
当我祖父知道常州老乡母子二人在哈尔滨无处住宿时，主动请他们住在吴家。姜母住下后为我祖父家做饭、管家，但不拿工资，条件是允许姜椿芳星期天和假期在这里吃住。姜家父母变卖了多年积攒下的几件首饰，供姜椿芳上了一所寄宿制中学，并请了一位俄侨教师，每天教姜椿芳一小时俄文。
姜椿芳牢记伯父的嘱咐，学好俄文，早日找个好工作。他十分努力的学习俄文，并通过考试，我的父亲出面与中东铁路方面沟通，1929年秋天，姜椿芳被中东铁路局工务处录用了，主要工作是抄写俄文账单等。
三、我在开国大典上当翻译
1940年至1946年我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属女中读书，住在淮海坊内的大伯家，晚上就在离家不远的襄阳北路上东正教堂开办的俄文夜校继续学习俄文。1946年考入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修英国文学，一外是英语，二外是法语。大二时因受哥哥吴坤（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校方开除。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8月份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市委宣传部夏衍等同志参照北京筹组中苏友好协会的模式，直接领导了筹备上海的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姜椿芳也是友协筹备工作的成员之一。由于当时上海俄语人才奇缺，姜椿芳亲自登门来请母亲和我一起参加中苏友协的工作。
1952年1月，姜椿芳调任北京前与中外教师合影（前排右一为吴堉老师母亲朱韵清）
1949年8月，我通过了中苏友协俄语的考核，被录用为俄语翻译。同年9月，苏联派了一个由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和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带领的苏联摄影队来上海，我被中苏友协录用后还未去友协报到上班，就直接派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报到了，因为配合苏方工作的中方人员都由上影厂负责管理，上影厂厂长、著名剧作家于伶亲自跟我谈了工作任务和工资待遇。9月底，我跟随苏联摄影队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拍摄工作。
苏联人拍摄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彩色照片之一（左为吴堉）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开始了，我随同苏联摄影队几乎同时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与北影厂的翻译徐谷明（后任北影厂导演）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拍摄的翻译工作。我站在苏联录音师的边上，并不知道这一瞬间竟然被苏联人抓拍了，这就是最近在俄罗斯网站上解密并公布的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彩色照片之一。在70年后的今天，能第一次见到自己在开国大典上的彩色照片，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我还为苏联英雄葛日杜布当翻译，他就是苏联派来协助上海防空的苏军飞行员，他在卫国战争中击落60多架法西斯德国战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空军英雄。
开国大典结束后，上海来了一支由格拉西莫夫和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徐肖冰组成的中苏合作电影摄制队，姜椿芳介绍我去担任俄语翻译。摄制队分成两组，分别拍摄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文学编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这两部中苏合拍的纪录片在国内外公开放映。
1950年2月，上海发生了“二六大轰炸”事件，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电厂、水厂、车站、码头进行狂轰滥炸，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3-4月间，苏联派出了由巴基斯基中将指挥的一支苏联防空混合军团来上海协助防空。6月我又被派往设在淮海路上近汾阳路的音乐专科学校内的上海防空司令部，在翻译组工作。有一天，一位苏军少校来司令部谈工作，和我一交谈，便叫我明天就去位于虹桥的苏军驻地报到，并当场给我签发了一张军营通行证，我的工作就是给他当翻译。因虹桥路途太远，他就派军用吉普车每天接送我上下班。不久，防空司令部搬到比虹桥更远的五角场附近，我只能住在司令部的宿舍里，每周回家一次。苏军撤离后，我便回中苏友协工作了。在一次中苏友协组织的舞会上，陈毅市长见到我说：“吴堉同志，听说你是翻译的一把好手！”
四、姜椿芳登门请出母亲、姨妈来教书
1949年12月，姜椿芳到近淮海路的常熟路100弄，登门拜访我的母亲朱韵清，希望母亲能到他任校长的上海俄文学校（今上外）任教，母亲欣然接受了邀请，但由于路途太远，交通不便，且姨妈健康欠佳，姐妹俩并未立即赴教。不久，学校有了专门接送教师上下班的大面包车，母亲和姨妈愉快地投入了学校的俄语教学工作。
吴堉老师母亲朱韵清
吴堉老师姨妈朱素清（姜椿芳请来的第一批俄语教师之一）
当时上外俄文教师绝大多数是俄侨，其中中国教师只有5-6人。在学生分班时，有的学生暗自担心分到中国教师执教的班级，生怕学习效果会比俄侨教师执教的差。但实际上课一开始，这一顾虑就烟消云散了，二位朱老师受过十年的俄式正规教育，她们的教学水平与俄侨教师相比一点都不差，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素清俄语语法特别好。有一次一位俄侨教师出现一个语法错误，朱素清予以指正，但她不服气，于是两个人争吵了起来。这时从俄罗斯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曾在上海当过俄语教师的俄文教研组长扎玛达耶娃站出来，像一位裁判一样宣布：朱素清老师是正确的。
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俄侨，有些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更没有学习过教学法。所以当时我校使用的课本都是中国老师自己编写的。母亲和姨妈除了上课之外，还分别负责一个教研组的教师指导工作，母亲在文学组为助教们上文学课，姨妈与语法组的老师们共同探讨语法教学，并一起编撰语法教程。
上外建校初期，俄侨教师占了绝大部分
著名翻译家满涛在翻译果戈里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之前，总要来我家向母亲请教，在母亲的指导下通读、读懂原作之后才着手翻译。
五、毛主席和我握手啦
1961年5月，由于俄语系的大部分苏侨教师纷纷回国，一时缺乏口语好、能上会话课的老师，我就进入了上外俄语系工作，我当时主要教授词汇课、会话课、听力课等。我和诸同英、周秉勋、史玲芳等一起灌制录音带供学生模仿，同时还为上海市的中小学俄语教材灌音。我平时上课时非常注重锻炼学生的听说水平，能用俄语交流的尽量不说汉语，只有这样学生的口语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在提高俄语听说水平的同时，我要求学生一定要理解词汇的文化内涵。
改革开放后，英语人才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发挥一下的我的英语才能？但我认为，在俄语系做了这么多年的教师，对这里的一切有了深深的感情，我更愿意在学校里从事俄语教学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我儿子林桦想要继承家里外婆珍藏的那么多俄罗斯原版名著及词典、小说等书籍，他立志要考上大学，要学习和掌握俄语。第一次高考没被录取，第二次（1978年）又接着考，终于考入了上外俄语系，当时我还在俄语系工作，母子两人，一个教俄语，一个学俄语，我觉得挺高兴的。
其实，林桦考上外，我并没有提供什么指导，当时教学工作也很忙。不过我们家里经常讲俄语，有一些俄语氛围。林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也曾留校当过俄语教师，后来调去外贸公司工作了。
1955年苏联“小白桦”歌舞团首次访华演出节目单封面
儿子为什么叫林桦呢？1955年苏联著名的“小白桦”歌舞团首次来华演出，北京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调我去北京担任翻译，此时我已怀上了林桦，但仍然坚持工作，演出结束时，毛泽东主席与部分党和国家导人和每位演职人员握手致意，我怀着一种兴奋激动的心情和毛主席握了手。至今我清晰的记得这一难忘的时刻。“小白桦”歌舞团北京演出结束后来到了上海，在文化广场演出的前一天，俄罗斯的报幕员嗓子失声，俄罗斯导演指明让我替代她用俄语报幕，在导演的指导下进行了紧张的演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不久，儿子出生了。我特别用“桦”字给儿子取名，以让他永远记住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小白桦”首次访华演出。
【吴堉简介】
吴堉，女，1926年3月生于哈尔滨，籍贯江苏常州，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1940年至1946年6月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属女中求学，1946年6月考入上海震旦文理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大二时在其兄吴坤（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
1949年9月受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委派，参加苏联摄影队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翻译工作。
1950至1952年任上海防空司令部翻译。1952年至1953年，在中苏友协教学部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教授俄语。1953年至1954年间，曾二次赴京参加苏联文化代表团的翻译工作。1957年随国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任翻译。
1961年5月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词汇、会话课，灌音教学磁带，参加了上海市中小学俄语教材的灌音工作。参与了本校俄语教材和词典的编写工作。翻译出版了苏联小说《危险的路》科幻小说等。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国产彩色新闻记录片的剧本和解说词。
母亲朱韵清、朱素清是上海俄文学校（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第一批俄语教师。
（口述：吴堉，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采访、整理：孟庆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校友会原秘书长、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