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正门最初是开在东体育会路上的，它的路对面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还有一门是开在西体育会路上，它面对的是一条从老北站开往吴淞的铁路线，据说是中国第一条铁路。大概还是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正门移至西体育会路上。有一天夜晚我跟随弄堂9号里的金伯伯在校园里散步，他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一老一小边走边瞎聊，不知怎么会扯到校门上的“上海外国语学院”校名是谁提写的问题。金伯伯对我说是鲁迅先生写的，我马上问他：嗷，是不是鲁迅爷爷知道解放以后上海要建立一所这样的学校？所以他老早就写好了？金伯伯对我耐心地讲解了一遍是如何将鲁迅字体变成校名，我听得似懂非懂。
1964年夏天，我们姊妹四个和两个堂弟妹还以此门为背景，留了一张合影。
1985年夏天，市政交通有关部门为了缓解东江湾路、西体育会路与大连西路、广中路十字路口交通拥堵问题，故沿着东江湾路、西体育会路架起了一座过街桥。而学校的校门就在桥堍下，原来设在校门口的公交站都迁移了，桥堍影响了学校车辆及人员的进出。过了几年，挨着大连西路边的围墙破墙开了南门。经过几次修整完善，成了今天的正门。
玻璃走廊
学校原来靠近东体育会路的老正门有一个花坛，紧挨着花坛的，是一条长10米左右的玻璃走廊，走廊的两头各有一栋楼。那个时候的楼房的层高很高，房间宽敞明亮。1951年我父亲（毛信仁）受到组织上的关怀照顾，将跟随刘邓大军走向大西南且已经在重庆工作的母亲调离到了学校。几个月后，父母就在玻璃走廊的南楼举办了简朴的婚礼。茶水和糖果就成了款待来宾的“酒水”，总共才花去10元钱（当时他们享受每月2.5元供给制）。后来听妈妈说，他们结婚最奢侈的物件，就是拥有一条缎子被面……。
十多年后我走在南楼，是为了上二楼一间乒乓球房里看电视节目，记得一次我们不少人围坐看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当时在放映电影“革命家庭”，正看到紧张关头，“咚”的一声，我竟然从坐着的乒乓球桌上摔了下来，因为是木制地板，发出的声音巨响，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最近我在翻找由父亲当年编辑的刊物中，发现了苏联专家毕里金斯卡娅站在玻璃走廊南端前拍的一张照片，使我感到非常欣喜（她和我的故事就不在这儿表述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退休教师）
